本文转自宁静访谈录微信公众号
采访完三博脑科医院的三位创始专家于春江、石祥恩、栾国明，忽然联想到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南帝”、“北丐”和“中神通”，他们都怀有盖世神功，却性格迥异，境遇也各不相同。
比那个武侠世界更理想化的是，现实中的三位神经外科领域声名赫赫的医学大家，联手创办了三博脑科医院。十几年苦心经营之后，如今的三博脑科与他们的师门——天坛医院，并称为神经外科领域的巨头，了医疗界的一段佳话。
石祥恩，一个充满真性情的很有趣的人，他说自己若是真从医院退下来，会去写小说;于春江，极具长者风度，凡事愿意为别人考虑，想把三博办成百年老店的执着信念让人动容;栾国明，亲合力极强，能很快让与他接触的人完全没有距离感。
看似各不相同的三个人，因为相同的追求和理想走到了一起。一家医院能成功的密匙也许有很多，但他们对理想执着以求的魅力，会让人不知不觉地也陶醉其中。或许也正因如此，吸引了众多追随者，也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在三博这片热土上，燃烧自己，成就自己。
栾国明：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三系系主任;中国抗癫痫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功能性和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神经调控学会(INS)常委、中国分会主席;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癫痫研究所所长;亚洲癫痫外科学会第二届主席(2008年)、现任秘书长;《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功能性和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杂志》、《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疾病杂志》《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世界神经调控杂志》等多家杂志编委、审稿专家。
主攻专业：癫痫、帕金森、神经性疼痛、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脑瘫、精神病等功能性疾病和功能区肿瘤和病灶的定位及手术。
阴差阳错做医生
佳木斯，有着“华夏东极”之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曾孕育过很多杰出人才。1959年，栾国明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干部家庭，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父母很重视他们兄妹的教育，在那个比较动乱的年代，他们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学习环境。
栾国明的父母，积极鼓励每一个孩子的爱好。栾国明因为动手能力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父母每年都给他一笔“科研基金”，让他充分尝试自己的兴趣。有一段时间，栾国明对电产生了兴趣，家里除电视外，无线电、半导体等几乎所有电器都被他拆装了一遍。过一阵他又对木工产生了兴趣，家里的写字台、书柜等家具又被重新组装，对此，父母从不阻拦。
父母对孩子们寄予厚望，希望长子能成为作家，女儿能做医生，栾国明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造化弄人，终长子上了科技大学，女儿搞起了金融，而栾国明阴差阳错地成了医生。
1977年，栾国明以全校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当时恢复高考的时间尚不明确，他不得不先下乡锻炼。待正式恢复高考时，栾国明匆匆回来应考。面对十年来的次高考，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临考前一天，他被父母临时找来的一套政治题打乱了节奏，一顿疯狂记忆后，脑子里充满了矛盾论、实践论的各种题目。
第二天考完数学，栾国明就知道考砸了。他终达到了录取分数线，但没有被自己理想的学校录取，而是被调配到了医学院。他不想学医，准备来年再考。父亲严肃地一席话，让他无奈地走进了医学院，“你如果今年不去，明年也不许考，你知道上大学的机会多么珍贵吗?你不能再给国家浪费一个名额。”
医学需要大量的记忆，而记忆正是栾国明的短板，因此学医对他苦不堪言。在那个年代，即使不喜欢，一旦选择也会坚持下去，还要努力做到好，这种坚忍的精神支撑着栾国明从本科一路学到硕士、博士，再到博士后。
“三博”诞生于1994年的洛杉矶
1982年，从医学院毕业的栾国明正式成为了佳木斯的一名医生。一圈轮转过后，他选择了神经外科作为自己的新起点，“我觉得人脑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很奇妙，我想去探究它。”
做了一段医生后，栾国明渴望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在1986年考入沈阳医科大学就读硕士。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刘永吉教授，是他教给他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如何做临床科研。
1989年，栾国明考入首都医科大学继续攻读博士，跟随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王忠诚院士。“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王忠诚老师都让我领略到什么是大家风范，什么是责任和担当。”
1992年，博士毕业后的栾国明远赴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一到美国，扑面而来的气息让栾国明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同。“九十年代的美国，比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很多，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让人大开眼界，医学发展更让我震惊。”
加州大学洛杉矶医学院是美国好的大学、好的神经外科医院之一。栾国明疯狂地吸收着养分，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他也经常设想，如果能把这些好技术拿回中国会怎么样?
1994年5月，于春江到洛杉矶开会，到栾国明家中小聚。两位王忠诚的弟子从中午十点一直聊到半夜十二点，他们不断地讨论美国医院为什么好，中国为什么不行，哪儿不行，怎么能行。后来说到兴头上，栾国明说“我们加上老石，三个人回去建个医院吧，就叫三博!”
确切地说，“三博”脑科医院这个名字，诞生于1994年5月2日的美国洛杉矶。
破译大脑深层的摩尔斯码
1996年，应王忠诚之邀，栾国明选择了回国担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功能神经病区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神经生物室主任，主要从事功能神经外科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
2003年应卫生部北京医院要求及北京天坛医院的推荐，他就任卫生部北京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同时兼任卫生部老年医学疾病研究所生物室主任。
2004年他参与创建三博脑科医院。
早在1995年，栾国明即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项目，重点从事逆行灌注动脉血治疗急性脑缺血的实验研究。通过大量动物实验及颅内解剖研究证明该方法安全可行，这一研究为临床治疗急性脑缺血性疾病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研究参数指标。
通过在猫、猴身上的大量研究，栾国明首次提出“脑表浅横行纤维热灼治疗功能区顽固性癫痫”这一创新理论，并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临床，为功能区顽固性癫痫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在国内外得到公认。
在二十余年的神经外科生涯中，栾国明成功实施了8000例神经外科手术，其中癫痫手术达6000余例，总体超过95%，达70～80%，是我国实施癫痫手术数量多、疗效好的专家。他发明的“双极电凝热灼脑浅表皮层治疗功能区顽固性癫痫”的手术方法，被《健康报》等媒体誉为“栾氏手术”，在2002年悉尼世界功能神经外科大会上获得时任世界神经外科主席的首肯。目前，该方法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2012年5月，三博成为癫痫病临床医学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栾国明也是我国先开展脑深部微电极刺激术(DBS)治疗帕金森病的专家，2012年首次开展ROSA 立体定向脑电定位，这为亚太首台无框架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辅助设备，应用该设备开展了国际上的立体定向颅内电极手术，微创进行癫痫灶的精确定位。同年将DBS治疗地应用到了舞蹈病的新领域，获得良好效果。另外，就功能神经外科常见疾病的治疗，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顽固性疼痛、脑瘫及脑干型高血压、脑功能区肿瘤等疾病，栾国明也有很深的造诣。
迄今为止，栾国明先后培养了博士、硕士研究生30余名，博士后5名。也正是源于内心深处对医学卓越的追求，他成为破译大脑深层摩尔斯码的人。
记者：学医很苦，是什么支撑您一路前行，从佳木斯到沈阳、北京，再到美国，后来又选择回国发展?
栾国明：理由很简单，哪里强就到哪里去。沈阳的学术氛围肯定比佳木斯好，而在中国，强的无疑是北京，所以后来考博士到了北京。那一年首都医科大学总共才四个博士生，神经外科全国也没有几个招博士的，我是王忠诚老师的第二批博士。
刚入学不久，老师就给了我一个研究室，同时做临床。我选择的课题比较前沿，一毕业，西方的同领域专家就来考察我，那时我也很想去西方考察，所以七月毕业，九月就飞美国了。
在国内，我们的病人多，做临床做研究很多，但条件相比美国还是差很多，特别是基础研究。尽管在北京已经是我们国家好的条件了，但到了美国后才发现，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美国的医院管理和发展与国内完全不同，好的大学和医院都是私立的。
我当时也考虑过留在国外发展，毕竟他们的条件太优越了。王忠诚老师先后和我沟通了三次，邀请我回来。我是从天坛医院走出去的，现在天坛需要，我当义不容辞。经过慎重考虑，我扔下老婆孩子回国了，这一扔就是二十多年。
记者：您在天坛医院经历了职业发展的黄金期，为什么在十年后选择创办三博脑科医院?从医生到院长的身份转变是否顺利?
栾国明：在天坛医院我经历了职业的飞速发展，但创办一个像梅奥诊所一样一流的私立医院，是我在美国就萌生的想法。回国后，虽然条件不允许就先放下了，但在内心一直没有放弃。
1996年，美国一家公司准备投30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个神经功能为主的神经外科医院，他们知道我的专长，就辗转找到了我。我当时非常兴奋，感觉自己的理想马上就要实现，迅速写了一个方案递给卫生部。那时中国刚开始准许建合资医院，必须中国控股才能获批。那时北京的地不值钱，一大片地也不值三千万，我们又拿不出别的资本控股，所以就没能建成医院。后来美国投资的医院建到了斯里兰卡，非常可惜。
从那以后，我和于春江、石祥恩就逐渐往一起碰。建医院的初心，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外学习了的管理经验，也深知中国的体制，在国内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把医院发展成国际一流水平，除了公有体制外，民营体制是很好的补充，我们决定做批下海吃螃蟹的人。
我们三人都在天坛医院工作了很多年，尽管平台很大，但也有公有制事业单位的局限性，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2000年，有人请我去上海做脑科医院，我计划自己先出去。结果我还没走，石祥恩先去了人民医院，2002年我又调到北京医院。
那段时间，我们的想法也在逐渐成熟。我们三人从1996年就开始当主任了，管理病区轻车熟路，但要建医院，必须先把临床和管理都做好，否则就没有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基础。2004年，我们把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张阳拉进来做合伙人，正式创建了三博脑科。
你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刚一建院，三个病区，头一天就全住满了。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又从复兴医院的院中院搬出来独立发展。建院至今十四年，三博甚至从没有办过开院典礼。
记者：创办三博脑科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您是否有过遗憾?
栾国明：三博的发展还算顺利，但比我们原先的设想还是慢了很多。我们曾设想，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应该有自己的学院大楼和科研大楼了，也应该有完整漂亮的医院体系了，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
这些年，国家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体制上的限制也一直存在。这些年也有很多大公司想和我们合作，但追求不同，我们不想改变航向，与我们的初心、理念相比，放弃合作机会更容易。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失去了建筑漂亮的、宏伟的医院的机会，有点遗憾。
但让我感遗憾的是，从2004年到2010年，我的学术科研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我虽然是教授，是博士生导师，但我申请不了任何课题，因为三博是民营医院。很多年前，我就是北京科技新星、国家重点人才培养对象，因为三博是民营医院，我就被排除在外，搞科研的路子完全断了。
有人觉得我们出来办医院就是为了挣钱，既想挣钱又想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什么好事都想占，很是激愤不平。其实这些年，三博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入，却收治了大量患者，解决了大量就业，创造了不菲的税收，我们想在科研上有所突破怎么就不行呢?
好在情况在一点点转变。2010年以后，三博脑科医院成为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院，成为医改试点医院，我们在学术科研上的研究就逐渐恢复了。紧接着，三博又成为首都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北京市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癫痫病研究所也落户三博，科研的路子就更畅通了。但是中断了整整六年，非常可惜。很多东西不得不重新来做，也浪费了很多时间。
现在我有了重大科研基金课题，也成了国家学术带头人，正信心满满的时候，申请课题的年龄却已经到了上限，真是时不我待啊!我还有很多没做完的事，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记者：作为创始医生团队，您和石祥恩、于春江教授合作多年，如何处理工作中的分歧?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加入三博医疗团队?
栾国明：我们三人从上博士时就不断有分歧，但分歧不是私怨，分歧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在专业领域，我们各有各的发展方向，石主任专长于血管病，于主任专注于肿瘤、颅底，我则专攻功能癫痫病，是互补的关系。
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在理念上也从没有改变过。组建医疗团队，也同样要吸收价值观相同的人，否则很难坚持下来。让技术变得出类拔萃相对容易，而让人的性格符合组织文化就困难得多，所以符合三博价值观的人，会更受欢迎。
多年来，我总结主动选择三博的医生有两类：类，能看到三博未来发展的前景，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创业，比如闫长祥、吴斌、范涛等一批人;第二类，认可我们一流的医疗基础和技术，他们为了学习而来。这两类人都符合三博的价值观，三博发展的同时，他们也一定能得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记者：目前三位创始院长都退出管理层，您对继任者有什么期望?
栾国明：我们不是退出管理层，只是不再做具体行政工作了，我们仍然把握着集团的发展方向。我会充分尊重闫长祥、吴斌作为继任院长的风格。三博的继任者都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与我们的理念相同，是志同道合的人;二、认可三博模式，有奉献精神;三、是神经外科领域的学术权威，医疗是一个特殊体系，领导者需要是一个好医生、好教授、好的研究者。此外，继任院长需要在医、教、研并进的基础上培养好人，保证事业能做大做强。
目前，三博分布在北京、重庆、昆明、福州，接下来可能会在济南、郑州、长沙有合作，三博的合作模式多种多样，多数是与当地医院共建。为了推行三博的理念和宗旨，我们只接受控股，否则宁愿不做。如果有一天，三博能像麦当劳一样，能遍布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就太棒了。
记者：在您心中，三博的未来是怎样的?对您个人而言，未来还有什么愿望想去实现?
栾国明：美国的私立医院一直是我的标杆，哈佛、梅奥诊所都是在我心中咀嚼了千百遍的神圣殿堂。把三博建成学院型的医院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初心。
医疗是医院的基本生存保障，有患者才能维持医院的正常发展;教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有了人才医院才有了源头;科研是一个制高点，搞好科研才能达到国内外高水平，如果我们有国家的科研支持，一定会做得更好。
我们办医院的宗旨，是为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为更多人服务。比如我们办了很多期学习班，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医生应该到更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去，我更乐于看到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而不只是三博的发展。
对于个人而言，首先，我的角色是医生，面对疾病，我眼里只有病人，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都会遵循一个医生的行为准则;其次，我是一个教授，每年我都会讲很多课，在三博讲，在抗癫痫学会上讲，在大学里讲，我不是一个传授技术的老师，而是传授知识和理念的教授;另外，我在国内专业领域创造过很多，我就是一个研究者;后，我还是三博医院的管理者。
个人的高度，从来不是一个人就能成就的，它与整个集体的努力分不开。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个人的名利了，只要社会需要我，医院需要我，我愿意继续做好学术带头人。
我希望未来三博能有自己的大学，即使我们老了做不了手术，还可以给学生传授临床经验，讲讲人生哲理。
